作者：红小兵
百年前，有中国学者说阴阳辩证起源于商周时期是封建迷信思想大本营①，在这样一个学术问题上已有两个观点不符合现代考古材料特点。有学者说阴阳辩证方法是迷信的，就有学者说西方辩证方法是科学的，我觉得学术理论研究不可以这样瞎胡闹，因为我们只能说东西方文字不同，而绝不能说东西方辩证方法不同!
百年前，考古学刚刚走进中国，急于解决中国历史文化问题的民国时代学者整理了国故，那时的他们既没有看到小南山文化玉器上的阴阳特征，也不知道阴阳文化就是辩证方法，民国时代学者既不知道阴阳辩证方法起源于黑龙江，不知道牛河梁古国建立政权机构时反复使用阴阳辩证方法，又怎能讲明白中国历史？又怎能研究好中国文化呢？
考古百年学术新发现，改变学术旧观点是文化发展的需求与走进文明的主要动力来源。为何要改旧观点？因为考古新发现将会直接否定旧观点的学术弊病，时代潮流也需要推出新观点来完善文化自身发展的需求，所以考古新发现与学术理论及时推陈出新，是历史文化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完美融合。
历史文献当中阴阳辩证方法
在战汉时期的历史文献里、在中医学说里，明确记述着阴阳辩证方法的使用过程与使用方法。
《内经·阴阳应象大论》载：“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内经·阴阳别论》载：“脉有阴阳，知阳者知阴，知阴者知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所谓阴者真脏也，见则为败，败必死也。所谓阳者，胃脘之阳也。别于阳者，知病处也，别于阴者，知生死之期。三阳在头，三阴在手，所谓一也。别于阳者，知病忌时，别于阴者，知死生之期。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八十一难经集解·四十九难》载：有正经自病，有五邪所伤，何以别之？然：经言忧愁思虑则伤心；形寒饮冷则伤肺；恚怒气逆，上而不下则伤肝；饮食劳倦则伤脾；久坐湿地，强力入水则伤肾。
《史记·礼书第一》载：“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其辨也。所谓辨者，贵贱有等，长少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秤也。”
《类经·阴阳类》载：“人之疾病……必有所本，或本于阴，或本于阳，病变虽多，其本则一。”
《内经》、《史记》、《难经》属于战汉时期文献书籍，战汉时期属于文言文教育阶段，语法措辞受文言文语境和识字教育方法所影响，非以辩证、辨别的组词形式出现，是以单字、文言措辞方式出现。现代社会属于白话文字教育阶段，语法措辞受识字教育方法和白话文环境所影响，并非使用文言文的单字崩而是以词组形式出现，所以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辩证或辨别在古代文献里是以辨或别的单字形式出现，而非以辨别或辩证的组词形式出现。
语境不同，措辞有别。时过境迁，却有记录。论道究理察幽微，须审慎而行。
东方的战汉时期，接近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战汉虽比古希腊晚了200年，但不等于阴阳辩证方法就比古希腊辩证方法晚。只要认真进行学术追索，谁早谁晚，用材料证据对比一下，就可以解决学术争议问题。
第二节 繁体汉字的阴阳对仗与甲骨文字的阴阳对仗设计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文字，汉晋时期使用繁体汉字，繁体汉字是从甲骨文字改良而来，甲骨文字距今3000年，汉字距今2000年。
在徐旭升②与刘钊冯克坚③两个版本的《甲骨文字典》中，有上下、左右、先后三组文字（插图13），是以阴阳辩证关系设计出来的文字，两两相对属于对仗互补。这类文字属于成对设计或对偶设计出来，单独谈论上、右、后，都无法理解上下、左右、先后的阴阳成对造字理念和甲骨文字的整体布局，上下相对、左右相对、先后相对是甲骨文造字之时预先设定了阴阳相对或阴阳辩证关系。所以上下、左右、先后等文字，是依照阴阳辩证方法或阴阳相对理念进行设计出来的文字。甲骨文字自带阴阳辩证方法，无需发展相对论、辩证学、心理学也可以形成哲学理论，并能合理解释事物的原理、条理、道理、物理等现象。
汉字属于甲骨文字的改良字、改善字，汉字造字方法继承了、改良了、发扬了甲骨文字造字理念，同样使用了阴阳辩证方法和阴阳对仗布局。有表裏、開關、逺近、明暗、张弛等结构相近字意向背（插图14）的繁体汉字，改造出来这类阴阳对仗文字是用来记录和解释事物的原理、物理、条理、道理的工具，使用者会觉得该文字解释得更加清楚、明晰、简洁，所以才改造出阴阳相对或自带阴阳辩证功能的繁体汉字，而繁体汉字这种造字理念又是来源于甲骨文字的阴阳相对与阴阳辩证方法。表裏、開闗、逺近、潮汐、晨昏、明暗、左右、上下、张弛、提按、凤凰、经纬等阴阳相对的文字，是字形结构相近而字义向背的特点，汉朝时期具有如此繁复的阴阳相对文字、阴阳辩证文字，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罕见的发明与智慧结晶。
许多甲骨文字，经过汉朝文字改良后，变得更加细腻具象、专事专指。而从汉字退回甲骨文字，则显得殷商文字所指事物更加宽泛粗略，纯粹直接。《甲骨文字典》收录有4500个字，汉朝《说文解字》收录有9300个字，满清《康熙字典》收录有47000个字，文字改良与文字改革使文字数量逐步增加，但从文字利用率和教育效果来看，并不成正比。
因为满清时期使用47000个字，满清社会却有民不聊生和贼寇盗窃现象。而殷商时期使用4500个字，殷商社会却有路不拾遗与画地为牢的精神文明状态。使用文字数量越少精神文明越靠近生活，文字使用数量越多精神文明越遥远，所谓的社会发展只是文字数量和人口数量得到了发展，而精神文明程度或文化发展程度却在发生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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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5500年前红山文化玉器里的阴阳对仗设计
牛河梁遗址考古挖掘出土数百件红山文化玉器，普遍处于5500年至5000年前的历史时空框架内。
红山文化玉器主要有人物类玉器、动物类玉器、装饰类玉器、工具类玉器等四个门类。其中人物类玉器有男女差别，动物类玉器有雌雄差别，装饰类玉器有大小、有高矮的阴阳差别④。男女、雌雄、阴阳同属于阴阳辩证关系，这些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给阴阳辩证方法起源话题增添实物依据与文物证据。
一．成对出土的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具有雌雄差别。
松石鱼一对（插图3），阜新胡头沟遗址出土。左侧鱼长2.7厘米，健壮体长、眼睛大、腹鳍宽、腰尾长，具有雄性鱼特征；右侧鱼长2.5厘米，圆钝体短、眼睛小、腹鳍窄、腰尾短，具有雌性鱼特征；一对绿松石雕刻的鱼，一雄一雌，是为阴阳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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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龟一对（插图4），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左侧玉龟长9厘米，宽7.8厘米，厚1.9厘米，尖头、尖尾、四爪消瘦见棱见角，薄、瘦、扁，具有雄性龟特征；右侧玉龟长9.4厘米，宽8.5厘米，厚2厘米，圆头、圆尾、四爪肥圆不见棱角，厚、肥、圆，具有雌性龟特征；一对雕刻出来的玉龟，一雄一雌，是为阴阳成对；
玉猪龙一对（插图5），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4号墓出土。左侧玉猪龙高10.3厘米，宽7.8厘米，面部阳雕，眼睛突出，玦口断开，具有雄性猪特征，雄性猪古称“豖”，豖字与雄性玉猪龙的玦形口断开具有文字象形意义；右侧玉猪龙高7.9厘米，宽5.6厘米，面部阴刻，眼睛不起突，玦口相连，具有雌性猪特征，雌性猪古称“豕”，豕字与雌性玉猪龙的玦口相连具有文字象形意义；一对玉猪龙，一雄一雌，是为阴阳成对；
松石鱼、玉龟、玉猪龙等动物类玉器具有雌雄之别，既能表现出玉器制作工艺与造型艺术创作水平之高，又表达出红山先民对阴阳辩证方法的认知深度与运用程度。红山先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能创作出雌雄有别的多种动物类玉器，说明先民已经走过了认识阴阳文化的初级阶段，已经完全进入使用阴阳辩证方法的高级阶段。
二．成对出土的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具有阴阳差别。
红山文化装饰类玉器造型粗犷原始而工艺简洁古朴，我原以为古人治玉工具原始落后，加上古人审美水平低下，制作出大小不一、高矮不同的装饰类玉器，属于正常现象。现将动物形玉器的雌雄差别来对比装饰器的大小不一、高矮有别，才发现这些成对出土的装饰类玉器，竟然是阴阳文化的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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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镯一对（插图6），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14号墓出土。左侧手镯长7.3厘米，直径长而断径粗，当属阳性；右侧手镯长6.8厘米，直径短而断径细，当属阴性；一对手镯，一粗一细，是为阴阳成对；
双联玉璧一对（插图7），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一号冢21号墓出土。左侧双联玉璧高6.1厘米，中心孔大，穿绳孔大，孔大而身高，当属阳性；右侧双联玉璧高5.5厘米，中心孔小，穿绳孔小，孔小而身矮，当属阴性；一对双联玉璧，一高一矮，是为阴阳成对；
外方内圆形玉璧一对（插图8），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中心大墓出土。左侧玉璧，中心孔大，穿绳孔大，孔大而个子高，具有阳性特征；右侧玉璧，中心孔小，穿绳孔小，孔小而个子矮，具有阴性特征；一对玉璧，一高一矮，是为阴阳成对。
三．上述的红山文化动物类玉器和装饰类玉器，普遍具有阴阳属性。
红山先民制作红山玉器或使用红山玉器，与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有所用，所以才费尽周章的统一设计、生产制作出来这些具有阴阳特征的玉器。
红山先民将阴阳文化完全融入在红山文化玉器体系当中，既有红山玉器设计者高度的宏观布局能力表现，又有微观的细腻治玉工艺水平的能力表现，宏观能力与微观能力被完全融为一体，这是难得一见的有格局的系统化思维模式⑤，既在治玉之前就已严格规范玉器形制上的阴阳辩证特征。
这些红山文化玉器当中存在的阴阳规律，在陶器、骨器、蚌器、石器等考古学材料当中没有出现这种严谨布局。时至今日，人类社会才发现阴阳辩证方法隐藏在玉器文物当中，而没在其他文物当中发现此说，所以是玉器承载着阴阳文化或阴阳辩证方法。
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时期，红山文化玉器充分体现了先民对阴阳文化的认知深度以及阴阳辩证方法的运用程度。
第四节 8200年前兴隆洼文化玉器上的阴阳特征
兴隆洼文化遗址（8200年——7400年前）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兴隆洼文化玉器是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源头。阜新查海遗址，因出土龙形石堆塑而享誉海内，出土多种玉器和成对玉匕，查海与兴隆洼文化属于同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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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玉器一组（插图9），根据图片显示这里有五对玉玦成对出土，每对玉玦又分别具有一大一小、一粗一细、一高一矮的阴阳特征，每对玉玦各自匹配实为阴阳成对，显示出兴隆洼先民的审美水平和对阴阳文化的认知深度。
查海遗址出土玉匕一组（插图10），根据图片显示查海F7号居室葬（插图11），随葬六件玉匕在墓主人身上被设置成三对，腰部以上一对、腰部中心一对、腰部以下一对，而每对玉匕又分别具有一长一短、一宽一窄的两两成对特征，突显着远古先民对阴阳辩证的审美志趣和对阴阳文化的理想追求。
研究阴阳辩证起源这个话题，从广泛的考古材料入手会感到浩渺与茫然。因为考古挖掘出来的文物材料材质繁杂、造型浩瀚，容易使人迷失方向。而从历史文献与文字上入手，又不能轻易得到证据，百年前的学者梁启超就是这种状态下的被迫研究而研究。而如今，单独从玉器方面入手，沿着出土古玉为线索向上追溯或向下循序，阴阳辩证方法源流问题就会变得简单明晰，因为阴阳文化就隐藏在红山文化玉器和兴隆洼文化玉器里面，所以在其他门类文物当中寻找阴阳文化的影子就会觉得迷茫与迷惑，历数十年都不会有明确的结果。这就是玉文化，讲究缘分和天分的双重对标，有天分而无缘分便不能在玉文化道场里立足，有了缘分外加天分你的努力就会有双重回报。
第五节 9200年前小南山文化玉器具有的阴阳特征
饶河小南山文化遗存第二期距今9200年至8600年前，据考古领队李有骞介绍，2015年至2019年进行了考古挖掘⑥，小南山遗址墓坑大小不一，墓主人骨架保存不佳，随葬玉器、石器、陶器，墓葬上有封石，出土玉器分别有玉玦、玉管、玉环、扁珠、璧饰等约200余件。考古发掘主持人称该遗址出土玉器属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
小南山文化时期玉玦两对（插图11），四件玉玦出土时白化侵蚀严重，一大一小、一粗一细两两成对。玦口线切割工艺，玉器打磨细腻，弧度线条流畅，制作工艺精美；
小南山文化时期玉玦一对（插图12），青绿色玉质，一只沁色重一只沁色浅，尺寸一大一小是为阴阳成对。线切割玦口，器表打磨光滑，线条弧度流畅，制作工艺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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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5年到2019年连续考古挖掘小南山遗址，历史文化学者在此之前的时间里无法获得该遗址出土玉器具有9200年数据的，所以缘分没到任凭努力也将无功而返的。有了考古挖掘出土的小南山玉器，你的学术研究角度若不符合玉器特征，还是枉费功夫。也许这玉文化终究是一个人的文化道场，容不得二人共修，防止有争议。也许只有先知先觉者开辟出一番新天地，才能有后知后觉者跟进，这种学术进步模式倒也符合纯粹的天地道理。
具有阴阳特征的玉器出土于小南山遗址当中，使得阴阳辩证方法存在于9200年前，民国时代学者认为阴阳文化出现于商周时期，新认知与旧观点之间相差了5600年。而东方阴阳辩证方法比西方的古希腊辩证方法早了6700年。旧观点需要从新定义或革新升级，存在错误的旧观念多存在一天，就会遏制中国学术界进步晚一天。当你没看到成对出土的小南山玉器也要定义阴阳文化起源问题，说明你的科研精神具有很强的随意性。
第五节 小 结
在2000年前的《内经》、《史记》当中，阴阳辩证方法明确存在于战汉时期，也是繁体文字学者经常使用的辩证技术手段；在2000年前汉代时期，繁体汉字继承和改良了甲骨文造字理念，将阴阳辩证方法植根在汉字造字理念当中；在3600年前殷商时期，甲骨文造字过程中就使用了阴阳辩证功能，甲骨文字自带阴阳辩证方法；在5500年前红山文化晚期，红山玉器造型具有雌雄、大小、高矮、男女等阴阳特征；在8200年前兴隆洼文化时期，玉玦与玉匕成对出土，具有大小、粗细、高矮、宽窄的阴阳特征；在9200年前小南山文化时期，小南山玉玦成对出土，具有阴阳特征。9200年前的玉玦具有阴阳特征，8200年前的玉器具有阴阳特征，5500年前的图腾玉器具有阴阳特征，在3600年前的甲骨文字当中具有阴阳辩证方法，在2000年前的《史记》、《内经》当中出现了阴阳辩证使用方法，阴阳文化一脉相承并贯穿9200年历史时间跨度，也存在着质与量的变化，并从阴阳玉器走向阴阳文字，继而又出现了阴阳辩证的措辞方法，由此形成了东方哲学发展史的主体架构。
在崧泽、兴隆洼、马家浜、石峡、卑南、河姆渡、凌家滩、大汶口、良渚、红山、查海等史前文化遗存里面，均有玉玦出土出现⑦，在这个浩大的时空区域里普遍都有阴阳成对的玉玦使用，这些史前玉玦处于8000年、7000年、6000年、5000年、4000年前的历史阶段，而小南山文化遗址处于9200年前的历史阶段，说明小南山文化玉玦是中国玉玦的源头，所以本篇论文选择了小南山玉玦作为阴阳辩证方法的起源点，省略了其他玉玦的介绍与阐述。其他文化时期玉玦，完全继承了小南山玉玦的阴阳辩证特点，制作出一大一小的阴阳成对特征，这是一种跨越地域、跨越山海的文化传承方式，使得阴阳文化从小南山文化时期传播到红山文化时期，又传播进入甲骨文字当中去，继而又传播进入《内经》和《史记》当中去，形成了智识完备的东方哲学理论体系。
阴阳辩证方法起源于9200年前的饶河小南山文化玉玦当中，西方辩证方法起源于2500年前古希腊时期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阴阳辩证方法比古希腊辩证方法早了6700年。这些数据获得于最近40年的中国考古学材料，获取于玉文化当中，这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
最近40年的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挖掘出土了大量的高古玉器，这些玉器是民国时代学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考古学材料，也是承载远古文明的主要依据，也是建立东方文明标准的主要数据来源。所以，民国时代学者对上古文明的定位与定义，远不及最近四十年中国考古学者集体努力获得的数据，更具有代表性。
备注：
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商务印书馆，2012年；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刘钊、冯克坚：《甲骨文常用字字典》，中华书局，2019年1月版；
颜祥富：《阴阳和谐的红山玉文化》，《古玉今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颜祥富：《站在阴阳与五行的交汇处》，香港新闻网，2017年10月10日；
李有骞：《考古饶河小南山 解码中华玉文化起源》，《伙伴》，2020年；
邓聪：《东亚玦饰起源的一些争论》，《2004年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2004年；